问题的确不是出在专家本身。苏联导弹专家萨韦利耶夫上校被派往中国约一年的时间，负责培训中国军人使用导弹装备。1959年秋天临行前，他应召到莫斯科接受指示。炮兵主帅米特罗凡·涅杰林叮嘱他，只能讲授已经交付给中国的装备，“不要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必要时应当通过大使馆的高频通讯线路向国内请示，在特别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与主帅联系。后来，在是否讲授超出战术导弹以外的内容的问题上，萨韦利耶夫与苏联军事专家组长真的发生了意见分歧，而不得不请示涅杰林。这位主帅指示：“对于所提及的问题不要提出任何建议...

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尽管和平利用原子能可以成为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基础，但是要实现这一步跨越却绝非易事，这不仅需要具有各种特殊的设施、设备和仪器，更需要掌握从铀分离、提纯到核爆炸的一系列专门技术和工艺。美国和苏联跨出这一步用了5-7年，以中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和工艺技术水平，以及当时西方进行经济技术封锁的冷战环境，要在同等时间里试制出原子弹，只能依靠苏联的帮助。事实也是如此，中国能够以震惊西方的速度成功地...

有关核问题的历史——包括各大国核技术的发展、核政策和核战略的演变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控制和禁止核试验谈判等，无疑是冷战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一个侧面：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1]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苏联的核政策、中国的核发展以及中苏关系三个角度来考察现有的研究成果。在近年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2]不过，其中很少谈到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或政策。[3]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